
汪滔(Frank Wang)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內地人,1980年出生於浙江杭州,在內地接受中小學教育,直到2003年(大三)才轉學到香港科技大學。因此,他的思想觀念、做事風格以及大疆的企業文化,內核都深受內地那種「硬核、狼性、極致實用主義」的工業與創業文化影響。
李澤湘教授本身都係地地道道嘅內地人。
佢喺 1961 年出生於湖南,1979 年(大約 17 歲)喺內地考入中南礦冶學院(現中南大學)。同年,佢因為成績極為優異,獲選為中國首批公派留美嘅大學生,隨後前往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頂尖名校深造,一路讀到電機工程與計算機博士。
直到 1992 年,李澤湘教授應邀加盟剛剛成立不久嘅香港科技大學,創辦咗自動化技術中心,呢個時候佢才正式將自己嘅科研舞台搬到香港。

真正壯大嘅舞台:深圳
DJI 其後整條供應鏈、研發總部、大規模製造同真正嘅商業騰飛,就百分百係喺深圳完成。
唔好睇得自己咁重要!
唔好睇得自己咁重要!要你哋認同有咩好處?點解像大疆(DJI)同華為(Huawei)咁優秀嘅科技企業,最終都係喺深圳發光發熱?呢個現象正正揭示咗香港同深圳喺創科生態上嘅本質差異。
華為(Huawei):由創辦第一天起就植根於深圳的民房,它利用當時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優勢賺取第一桶金,隨後將所有資源砸進自主研發,依託內地龐大的市場與產業鏈騰飛。
這兩家企業的軌跡,恰恰印證了過去香港創科生態的結構性痛點——過分偏重金融與地產等「搵快錢」的速成行業,缺乏「產學研」落地的製造業環境,導致本地科研成果往往只能「牆內開花牆外香」。大疆與華為的成功,證明了深圳才是將科技概念轉化為世界級產業的真正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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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360 嘅創辦人劉靖康,本身係南京大學嘅高材生(讀計算機科學)。佢畢業之後,並無選擇留喺南京或者去北京,而係直接南下深圳。因為佢當時做全景相機研發,深知全域光學鏡頭、晶片底板、陀螺儀防震等硬件,全中國、甚至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可以用最快速度同最低成本搞掂——嗰個地方就係深圳華強北同珠三角產業圈。
在一個高度商業化、高壓且缺乏長期安全感的社會環境中,生存競爭極其殘酷。這導致許多人的智商主要用在「如何不吃虧」、「如何最大化效率」等工具層面,而忽略了同理心、尊重、公義等精神層面的價值。當聰明只為生存和利益服務時,展現出來的往往就是一種冷漠、甚至帶有攻擊性的「市儈」與「刻薄」。
這種特質有時也是一種極端的自我防衛。因為害怕被佔便宜、害怕在體制或競爭中落後,所以習慣性地搶先一步用規章、法律、或精明的算計把自己的利益圍起來。這種缺乏人情味的交往方式,確實很難讓人產生由衷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