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群眾曾經創造了許多簡筆字，這些新造字被稱為“解放字”，如团、队、护、忧、极、沟、历、艺、钥、乡、宪、习、灭、吨、丛等。
1949年5月，一直致力於改革漢字的語言學家黎錦熙聯同多所高校的語言文字專家，向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恢復屢被戰亂打斷的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漢字的整理和簡化也成為協會研究的目標之一。但協會成立後，人們對於新文字的熱情遠遠高於漢字簡化。（主要指的是創立一種拼音化新文字以取代漢字），協會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國各地近百種新文字方案。同時，全國各地新文字研究組織也紛紛成立。據統計，僅1950年一年全國就有60個縣進行了新文字的推廣活動，14000多人參加學習，6所大學和3所中學把新文字列為正式課程。但當時對於這個問題中央還沒來得及考慮。劉少奇回信給吳玉章說：可以組織這一團體，但不能限於新文字，漢字簡體字也應研究整理一下，以便大眾應用。
1950年7月，吳玉章在全國文字改革協會幹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文字改革應首先辦“簡體字”，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歷史。直到此時，簡體字的研究和選定工作才真正開始。
1952年2月5日，在中央教育部的籌畫下，由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組合併其他機構組成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收集民間及民國以來主張漢字簡化學者們的建議。
1952年，蔣介石在國民黨宣傳彙報會上再次提出簡化漢字。他說：“我們的漢字筆劃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民國二十四年，我們在政治委員會上通過了一個漢字簡化方案，因戴無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對而未施行，很遺憾。沒有想到，只過十幾年，他就不在了，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
很快，臺灣成立“簡體字研究委員會”。時任“考試院副院長”的羅家倫盛讚“總裁此舉極其英明”，並公開說“中國文字必須保存，但要保存中國文字，則必須簡化它，使民眾便於學習和運用”。廖維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員”對羅家倫的言論極為不滿，提交議案：“為制止毀滅中國文字，破壞中國文化，危及國家命脈，特提議設立文字制定程式法……”學者潘重規更激烈地表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脈，是千萬世人的公共遺產，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專橫獨斷。”隨即引發了一場漢字繁簡之爭。其間，《聯合報》做過一次民意測驗，參與者中，贊成漢字簡化者7315人，反對者4807人。
在這場爭論膠著不下時，因大陸率先推行漢字簡化，使這一問題政治化。如學者林安梧所說，“因政治鬥爭的對方推行簡體，我們就宣導繁體，依哲學角度而言，我們是作為對立面的另一邊，居於‘客’位，淪為強勢‘主方’的奴隸，結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調。”蔣介石不再倡言漢字簡化，誰再談論這個問題，就很可能會被扣上“溝通匪幫”或“隔海唱和”的“紅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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