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權的不滿，近幾年掀起了與「中國人」身份切割的熱潮，同時，人們猛烈抨擊歷史上將香港推向主權移交的「民主回歸論」。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口號的六四晚會自然變成了新舊政治力量與身份認同宣告各自立場的場域。新一代政治力量與六四晚會的高調切割引發了各種爭議，晚會搞手支聯會引發的爭議也不遑多讓，要說這是「中港矛盾」引發的外圍戰場也並不為過。可惜，爭論到最後又演變成了團體、立場和口號的綁定，去晚會就是挺支聯會就是行禮如儀就是中國人身份先行，不去則是另一個「套餐」。香港作為全球僅餘的每年還有大型六四悼念的城市，如今一頭遭遇中史課本對六四的淡化（注1），另一頭連點點燭光也開始變得黯淡了。
記得離開上海前，我還是個很多竅都沒開的大學畢業生，和今天的我心智上完全是兩個人，一切的變化都是始於9年前第一次去維園的燭光晚會（注2），因此六四晚會對我而言有著很特別的意義。然而悼念六四是否必然出於「血濃於水」的國族同胞之情？我自問從沒有哪一次的悼念是源自民族國家情懷。相反，多年來我舊有的國族身份認同——那種被系統性地培養、激發，以強化背後的政治權力關係的「情感」——隨著反思的深入而不斷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層次更豐富、更處境化也更具開放性的自我認同。晚會上看著錄影畫面中六四家屬的近況、被捕維權律師家屬的自述，還有各種異見人士的遭遇，我回想起這些年來，關於六四的內心觸動和流下的眼淚，都是因為被壓迫者的經歷觸及了我內心深處的脆弱。這脆弱源自我個人的生命經驗，在我生命中體驗過的無助、不公義、被傷害、以及我對別人的傷害⋯⋯它們與其他被壓迫者的生命經驗在此刻交織了、共鳴了、碰撞了。雖然我並不認識那個螢幕上說話的身影，但我自然就為他/她的遭遇嘆息流淚，因為我們的經驗是可以相通的，而這種相通能跨越許多邊界，無論是客觀如地理、時間的邊界，還是建構如民族、信仰的邊界。
作為一個家庭成員分別來自廣東、上海、山東的人，作為一個從小就體驗著各種地域身份張力的人，作為一個在上海、深圳、香港三地生活過的人，我一直遊走在各種身份的邊界。也因此，更容易看見由意識所構築的邊界是如何區隔了原本相通的生命體驗，而失去與他者生命的相通又如何令人冰涼了人性、遺失了仁慈、黯淡了心智。能否以生命經驗的互通超越身份的不斷分化，自然而然，成為我特別注重的觀察視角，久而久之，也成為了一種實踐中的自我要求（注3）。
美國性別與政治理論學者Judith Butler在《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中有一段話，讀來甚為觸動：「...it is not that mourning is the goal of politics, but that without the capacity to mourn, we lose that keener sense of life we need in order to oppose violence.」作者富有洞見的文字彷彿穿越時空在回應著當下香港的處境。不論對苦難者的悼念以什麼方式、以什麼身份和視角，真誠的悼念都可以產生超越這些介質的意義。那就是對他者生命經驗的感知，對生命尊嚴的確認，對生命遭遇的悲憫，以及對生命意義的再思。然而，人常在對抗孤獨的路上步向更深的孤獨，也常在反抗暴力的路上成為暴力的化身。
當我們失去與苦難者同哭、與被壓迫者同行的能力，失去對各種生命遭遇的憐憫和體悟——無論是因為狹隘的民族認同，還是因為空洞的行禮如儀；是因為政治的鬥爭角力，還是因為傳統的故步自封——我們還剩下什麼可以用來對抗那已經、或將要施諸我們身上的暴力與壓迫呢？沒有成為壓迫者的幫兇恐怕已算是萬幸了。
黎明 / 2018年6月3日
注1: 詳見https://thestand.news/society/初中中史課綱出爐-香港史不獨立成課題-未納入六四事件/ （立場新聞）
注2: 詳見自述《那天，我決定：不入黨》（原題：《自由主義者的進化》），http://wp.me/p8iPwg-j2k （評台）
注3: 一味以共性壓抑特殊性也是危險的，題外話就不在此贅述了。
原載《時代論壇》「反清覆明」專欄 http://christiantime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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