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講場 今日: 96|主題: 1359076

一九八九年九月份，官方安排了一次採訪，讓我談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經歷的清場過程。當時，我的思想還處在堅硬到底、死不認罪的時期。所以，接受官方的採訪也經過了一番內心的掙扎。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場的事實是沒有死人，這種採訪的目的也主要不是為了澄清事實，而是官方為自己開槍殺人做辯護，沒有死人的事實僅僅是達到官方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我如果接受採訪，就等於甘願充當官方的工具，其社會影響肯定極壞。因為當時的全世界都相信戒嚴部隊血洗了天安門廣場，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也為了樹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流成河（吾爾開希、柴玲、李錄等人皆如此）。我出現在電視上證明沒看見打死人，豈不是要觸怒全世界，對我的公眾形象極為不利。既然我已經下決心堅持，就乾脆拒絕採訪。這種拒絕一可以表明我不與官方合作的姿態，二可以增加我自己的殉難光輝，但是，面對歷史事實的沉默也近於說謊。

基於我對政治影響和自身形象的考慮，我拒絕了兩次提審人員的勸說。但是，他們拿出了《人民日報》所登載侯德健關於清場過程的訪問錄，並勸說道：「事實永遠是事實，既然你沒有看見打死人，沒有看到血流成河，為什麼不敢澄清事實，講真話呢？難道講真話也要顧慮重重，這可不是你劉曉波的性格。再說，我們一直認為你們四人組織的和平撤離是立功表現。講出事實，對誰都沒有壞處」。

提審人員的話打動了我。我一下子找到了接受採訪的充分理由。1．清場時我沒見到打死人是事實，講事實是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我最討厭中國人為樹立道德美名而寧願歪曲事實的道德至上主義，吾爾開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實的抉擇中，選擇了道德美名而拋棄了尊重事實。在一定意義上，特別是在此次運動中，選擇尊重事實的確需要勇氣。因而，儘管這次採訪可能會損害我的道德名譽，但我寧可如此也不歪曲事實，相信總有一天歷史會澄清的。2．德健已經講出了清場事實，他正在受到巨大的社會輿論的壓力，人們的盲目和狂熱足以淹沒侯德健的真誠的聲音。既然講出事實要承擔全世界的指責，那麼作為事實目擊者的我決不能讓侯德健一人承擔這種指責。如果我保持沉默，只能加強世人對謊言的盲目相信和對德健的指責。因為我和德健都是清場過程的目擊者。德健講出沒死人的事實而我卻保持沉默，這等於在證明德健為保存自己而為政府作偽證，等於把德健一人推向萬夫所指的前台，獨自承擔所有指責。如果我出面作證，講出目擊事實，一可以增加事實的可信度，二可以和德健共同承擔不公正的指責和消極的社會影響──由謊言所煽動起來的公眾義憤。3．官方證明了清場過程中天安門廣場沒死人，並不能證明北京沒死人，開槍殺人是鐵案，決不會因為清場過程中沒死人而改變。而且，沒有導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主要原是因為學生們的和平撤離，其功勞在學生們一邊，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講出事實沒有絲毫為官方開脫責任的意味。如果學生們不主動和平撤離，而像六部口、木墀地等處那樣進行反抗，天安門廣場肯定要死人，血染廣場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基於上述理由，我接受了官方四十多分鐘的採訪，如實敘述了我目睹的清場過程。但是，在採訪結束後回秦城的路上，我非但沒有坦然，反而因想到這次採訪對自己的損害而心情沉重。如果沒有侯德健的率直，沒有他不計任何後果和政治影響地講出事實，那麼我或許也為了保持自己的公眾形象和道德名譽、而沉默、甚至說謊。這使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新衣》，那些老於世故的成年人都睜眼睛說謊，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針見血地道破事實。侯德健就是那個孩子，卻不被謊言的世界所容，這已經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悲哀，各國的新聞媒介也加深了這種悲哀。不負責任的某些流亡精英為個人功利而誤導世界的新聞媒介，媒介又誤導公眾，謊言一旦深入人心，就會變成鐵案如山的事實。

所以，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因為我只有在這個抉擇中才完全拋開一己的公眾形象，為歷史、為朋友、為自己負責。令我不安的倒是我兩次拒絕接受採訪，這種拒絕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功利的考慮，正像我出獄後為寫了《悔罪書》而後悔不已一樣。更何況我當時對自己前途的悲觀估計所產生的死硬對抗心理，並不是一種為信仰、為良知而捨棄一切的堅韌呢。否則的話，我不會在血腥味逐漸淡化之後寫下《悔罪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