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明周文化》刊登的文章指出,她對放映的理解,一直都是供校內放映或籌款用途,對外公開放映並非她的意願,始終校內和公開放映的本質存在太大差別。她認為,校方和拍攝團隊似乎沒有考慮太多如何保護她們的私隱,以及嚴重高估她對公開放映的接受程度。
她在2021年12月校內首映,首次觀看《給19歲的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恐懼並拒絕公開放映」。她需要即時向校方心理醫生求助,她引述心理醫生的診斷,指她的狀態不適合公映。
她指:「我不斷質問校方及導演,到底他們想得到些甚麼呢?私人放映也放了,電影節要參展也參了。你們所宣稱的『教育意義』和認證團隊努力也都做到了,究竟要不惜犧牲我也要公開放映的目的是甚麼?」
她再三表明,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19歲的我》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亦曾盡最大努力清晰反映予校方和導演張婉婷,無奈最終校方及攝製團隊選擇公開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