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學者艾倫·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ivrastva)等著《NGO與顏色革命》(Helping or Hurting)一書調查指出,國際特赦組織本質與無國界記者等國際組織一樣,以NGO外衣為西方利益服務和輸出西方意識形態,因為採取雙重標準:例如國際特赦組織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者遭鎮壓、南非種族隔離、波多黎各獨立運動等事件上長期刻意消音,卻對某些國家的事件有出乎尋常的熱情。為本書中文版寫序的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認為,這些NGO的目的都有製造別國內亂的動因,為歐美製造武力或非武力干預的藉口,最後在當地扶植一個親西方政權、或是退一步至少讓其陷入動盪與無法發展,減少西方的競爭者數量。
伊利諾大學國際法學者法蘭西斯·波義耳(Francis A. Boyle)曾任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董事,他長期致力批判猶太復國主義與以色列,他在《NGO與顏色革命》指出:由於國際特赦組織董事會和捐助者的親以色列傾向、以色列與英國的金流關係,國際特赦組織及其美國分會對於1950年代以來以色列的屠殺和軍事行動無所作為,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波義耳說,「國際特赦組織背後的首要動力不是人權、而是政治,其次是宣傳,再次是金錢,然後是增加成員,接下來是內部勢力爭鬥,再接下來才是對人權問題的真正關心」;國際特赦組織高層是「由帝國菁英組成的不斷自我延續的小圈子」,高層間接支持英美與以色列的政策,使基層人員「忙於一些沒有意義的事,直到耗掉他們對人權事業的熱情」
